本文选自《班主任》

2021年，《光明日报》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就“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如何度过假期这一主题发起了一项社会调查。

在将近1万份投票中，大部分网友认可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全面叫停学科类培训机构，让孩子们拥有更为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其中，29%的网友认为孩子应该“户外郊游、田间劳作，亲密接触大自然”，23%的网友计划带孩子“逛逛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天文馆等人文科技场所”，近20%的网友倾向于让孩子自由玩耍，而15%的网友则选择让孩子“参加音乐、体育、美术等特长培训班”。^[1]

这份调查充分表明，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如何建构有意义的课余生活，表面上看是一项学生及其家长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的自主性安排，但实质上，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班主任要担负起引导学生及家长科学安排课余生活的主体责任，重审课余生活的本质属性，为构建学生课余生活夯实学理基础。

特别是要基于“双减”政策背景，不断助推学生课余生活的多维构建，全方位提振学生全面发展。

从时间上看，课余生活主要指涉的是中小学生在上课之余所具有的自主性时间；从空间上看，课余生活不仅直接指向了教室、操场等学校空间内的生活，还包括家庭、社区等其他空间的生活。

因此，从时空叠加的双重角度来看，中小学生课余生活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了学生、班主任、家长等相关主体；其内容也是丰富的，包括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相关形态。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班主任统筹班级教育生活的视角来看，中小学生的课余生活仍然是班级生活的重要构成，这些课余生活的积极开展理应为构建高质量班集体提供必要的成长空间。

一方面，学生在课余生活中结交的同伴多为同学，课余生活是班级生活的内在延续。

虽然在非上课时间，学生可以有更多自主活动的时间，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学生在课余生活中一同交流、互动的同伴多为同学。

在教室内、学校中，学生在课余时间里更多地要与同学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交流，无论是课堂学习经验与难题，还是个体兴趣爱好与发现，学生都可以从中获得来自同伴的信息。

这些多样态的画面构成了学校内的班级生活，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学生在班主任、学科教师等相关主体的引导下能够实现成长，而且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同侪互动所产生的别样的教育效应。

这也是班集体逐渐实现自我教育的鲜明表征。

同时，当节假日来临时，学生更多的时间并不是在教室内、学校中，而是在家庭、社区等其他空间中。

此时的课余生活虽然表面上暂离了班级，然而实质上却始终没有离开班级。因为很多中小学生联系最多的仍然是同学，学生之间的行事方式、思维方式也始终来自班集体。

例如，在2020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时，中小学生始终居家学习，这时的班级生活看似远离了班级所在的教室，但如果没有前期扎实的线下互动基础，缺失由班主任所主导的班集体构建过程，那么学生就很容易失去对学校教育的信任甚至依赖，而更多的是游离于线上学习。

在低监督情况下的线上学习必须要求学生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而这也正是对班级生活的全新考验。^[2]

从居家学习的实践成效来看，空间的变更改变不了学生对同学的必要联络、对班主任的高度信任、对班集体的内心向往。

因此，无论课余生活在空间还是时间上发生何种改变，不变的是课余生活作为班级生活的内在延续这一价值定位。班主任如果没有对这一问题具有清晰而理性的判断，那么对学生课余生活的科学引导也就无从谈起了。

另一方面，学生在课余生活中活动的宗旨多为成长，课余生活是班级生活的重要补充。

课余生活表面上看似远离班级、远离学校，但实际上学生在课余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活动都在朝着成长这一宗旨而努力。

例如，有的学生喜欢在课余生活中进行写生，常常在郊外提升自身的美术素养，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也在提升自身的审美能力、家国情怀，而这些恰恰是在班级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虽然仍有部分学生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在课余生活中学习学科知识，温习相关课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饱有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也在不断强化自身的知识基础、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

学生所参与的各种课余活动，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素养，而且也改善着自身作为一名班级成员的能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班集体的整体实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小学生课余生活在内容、结构上是班级生活的延续。正是有了一个又一个学生的课余生活作为班集体建构的重要补充，班级生活才能够真正丰富多彩，班集体的成长力才会日益提升。

顾明远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正面临着许多社会现实情况的变化，家庭教育也正出现许多问题与误区。但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是要让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快乐成长。^[3]

要想更好地推动家长高质量服务于孩子的课余生活，班主任就必须开展好家长教育工作。

很多家长缺乏科学的育儿经验，对孩子的课余生活更是缺乏必要的准备，也难以有效筹划孩子的课余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引导家长。

一方面，班主任应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生理心理发展阶段的变化，遵循规律而为。

中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展期，其生理、心理都在不断变化中。

很多家长因孩子长期在校学习，甚至寄宿在学校，并没有关注到孩子在生理、心理等多方面的变化。课余生活恰好为家长全方位关注孩子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为此，班主任应主动与家长沟通，引导家长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对孩子生理、心理的整体情况予以悉心关照，同时遵循生理、心理规律，做一些有意义的引导性工作。

例如，有的班主任会鼓励家长在课余时间发现孩子是否有内向、不爱说话的情形，建议家长常和孩子沟通，在课余生活中帮助孩子形成开朗阳光的性格，从而推动孩子成长。

而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课余时间，家长是没有机会去关注的。这也对班主任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不能仅以学生的班级生活为参照点来关照学生，毕竟学生在生理、心理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情况是班主任难以在班级生活中发现的，有针对性地引导家长关注孩子实际上也是对自身教育工作的有益补充。

另一方面，班主任应引导家长多与孩子进行有意义的亲子互动，助推成长而为。

中国研究者黄小葵和日本学者高口明久的合作调查表明，中国小学生课余时间学多玩少，亲子间的对话主要围绕学习展开；而日本小学生课业负担相对较轻，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看电视或与父母沟通，也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2001年1月，财团法人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关于家庭教育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经常和家人聊天”一项上，日本为56.7%，而中国为40.4%，中国有超过10%的家长选择“几乎不和孩子聊天”。^[4]

虽然这项调查发生于20多年前，但这种比较性研究仍然对今天的班主任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事实上，今天很多90后、80后青年家长都在与孩子沟通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问题。很多家长忙于生计而无暇照料孩子，甚至连与孩子进行必要的亲子交流的时间都没有。

为此，班主任应积极引导家长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多与孩子沟通，主动设计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推动亲子互动有价值地开展。

例如，在家事方面多听听孩子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孩子关心家庭、关心父母，从而营造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以良好的家风、家教提升孩子课余生活品质。

面对信息技术革命、教育智能化的“高调出场”，以及课堂教学信息化手段的不断充盈，我国著名教育学者叶澜教授认为，什么样的技术都无法取代教师的投入与智慧。因为青少年的成长发展不可缺失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人与人的直接互动，而这正是由教育本质决定的。^[5]

因此，对学生课余生活的安排不能仅仅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而更应强化人际直接互动。

课余时间为学生提供了与更多人交流的契机，也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空间。

在博物馆里，学生可以获得更为丰富、多样的历史与知识，补充自身在课内学习的不足；在古城古镇，学生可以感知更多的人文底蕴与历史积淀，对祖国悠久的历史产生进一步的认识；在田野乡村，学生可以体验形式多样的农事活动，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形成更加深刻的成长印记。

在这些过程中，学生可以与同学结伴而行，也可以在家长的带领下全家出行，在多主体的互动中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

而所有这些课余生活，实际上都是一种学习过程，不仅是对课内学习的必要延展，更是对自身成长的全要素历练。

班主任应积极提供相关学习资讯，引导学生组成课余学习团队，为构建多元化的学习空间指明方向，提供有价值的学习导引。

可以看到的是，“双减”政策的有力施行，确实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学生有了更多课余生活时间和空间。

然而，一种教育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思维惯性，固有的观念对新观念的形成甚至会产生阻碍作用。

所以，虽然实行了“双减”政策，诸多教育评价方式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一些家长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孩子加班加点地学习，以分数论高下、唯成绩是从的不科学的评价观仍广泛存在。

为此，在课余时间显著增多的情况下，一些家长恰好利用这些增多的课余时间，想尽各种办法促使孩子变相参与各种课外班，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为孩子请家教补习功课。

不可否认的是，学习确实仍然是学生的主业，然而学生的全面发展更为重要。

班主任如果没有看到这些教育真相、乱象及其内在机理，就难以真正担负起育人的职责。

为此，班主任应积极引导家长科学关注孩子的学业发展水平，打破长期存在的“唯分数论”的错误评价观，鼓励家长真正将全面发展作为学生课余生活的价值追求。

同时，班主任还要借助家长会、班级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引导家长意识到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本身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学生需要学习的不仅有科学文化知识，还有更为宏阔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唯有家长与班主任密切配合，才能真正实现家校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